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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桐斌和夫人彭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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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奇命案，惊动中央

血的教训

文革期间，七机部（主管洲际导弹）分成915、916两大派组织，两派组织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

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负责，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

1968年6月6日，姚桐斌带着三位助手，参加了我国第1颗返回式卫星的会议，在会上，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难熔金属及其抗氧化涂层和高温隔热材料科研任务”，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向下传达。

一心心系工作的他，即便是在那段特殊时期，整个单位混乱时有发生，也坚持工作，他认为：白拿工资不干活内心不安！

没想到就是因为他这种为国家安危坚持奋斗的精神，反而忽略了自己身边存在的潜在风险，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1968年6月8日，刚好是星期六，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

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他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915的人就冲入姚桐斌的家中，架着他就往楼口推。

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扇他的耳光：“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当天，姚桐斌夫人彭洁清女士像往常一样，完成早上的工作，吃过午饭，就迫不及待地往回家赶。

因为工作，夫妻二人分居二地，每周周末，便成了两人最温馨的时刻。

姚桐斌夫妇与三个女儿

上周一，丈夫姚桐斌送自己到车站，还不忘叮嘱道：“亲爱的，我们下周六再见。”

当时离别的场景都历历在目，想到这里，再想想自己那三个可爱的女儿，彭洁清女士不由得加快了步伐。

看着近在眼前的35栋，除了莫名的熟悉，却也让彭洁清女士感到了一丝丝心慌。

一般在这个时候，丈夫姚桐斌也已经下班了，他会习惯性依靠在客厅的长条沙发上，只要一经过道，老远就可以看到他。

然而这一次，刚上3楼的彭洁清女士，就看见自家保姆，急匆匆跑过来向她哭诉道：“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彭洁清女士甚至顿时慌了神，手中的袋子掉到了地上，也都丝毫没有察觉，大脑一片空白的她，抓着保姆的手，不断自顾自的重复道：“什么？你在说什么？”

紧接着，三个女儿哭泣着跑到母亲面前，才让此时的彭洁清彻底恍然大悟。

慌乱中，她看到了直挺挺躺在沙发上的丈夫姚桐斌，这次再也没了久别重逢的笑容，也没了往日英姿飒爽的神采，不知何时鞋掉了一只，眼镜也被踩烂了，浑身满是干红的血迹。

难以想象他生前究竟遭遇了什么？

而这残酷的现实，终究也将彭洁清女士拉回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事后，经过女儿和邻居的描述，彭洁清女士终于还原了当时丈夫遇害的经过。

6月8日上午，姚桐斌正常去单位上班了，中午时分，突然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由于担心三个年幼的女儿，他就回家了。

1966年姚桐斌与小女儿合影

姚桐斌正在陪着三个女儿吃午饭的时候，突然听到门外面有人大声喊叫，刚一打开门，就有几个人不由分说，架起姚桐斌就往楼下走，一路拳打脚踢，时不时还有耳光呼在他的脸上，不明所以的姚桐斌，都压根没有反应的机会。

甚至于在被拖行到院子里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抄起了旁边的钢管，对着姚桐斌的身体就是一顿乱棍袭击，即便是姚桐斌同志头部出血，他们也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后来他们将几乎昏迷的姚桐斌，丢在了距离家门口200米的地方。

有路过的邻居认出人来，想要将他送医救治，可那群暴徒不仅拒绝这合理的请求，还出言威胁：“他是反动分子，谁敢救就是同罪。”

就这样，姚桐斌错过了救治时间，最后由于失血过多，不治而亡。

不知过了多久，旁边的邻居路过，才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姚桐斌，赶紧叫保姆一起将其抬到了家里，当时情况特殊，甚至于都没有办法送到医院抢救。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姚桐斌，最终在那个他再熟悉不过的长条沙发上，永远离开了人世。

丈夫被歹徒残忍杀害，彭洁清女士痛心疾首，看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当即暗自发誓：“苍天为证，我一定要为我的丈夫报仇，为他沉冤昭雪。”

于是当天下午就写信，不仅详细陈述了凶手的残忍作案手段，更是直接请求中央彻查此事。

而这一封信，就是6月8日下午那个小女孩交到粟裕将军手上的那封信。彼时粟裕将军就正准备乘直升机前往了解情况，即将出门之际，一个小女孩推开了粟裕将军的办公室门：粟裕将军看着这个满眼皆是恐惧的小女孩，将一封信递到了自己手上。正是这个小女孩，正是这一封信，揭开了姚桐斌同志被害的完整经过。

姚桐斌遇害后，由于电话线被剪断，妻子彭洁清只能写信痛斥暴徒的残酷行径，让自己的朋友带着大女儿，才将这份信送到了中央军委粟裕将军手中。

当天下午6点，周恩来总理正在出席一个重要的宴会，宴会开始不久，周恩来总理的秘书神色慌张，凑到周总理耳边，告诉了周总理姚桐斌同志遇害的消息，同时也将那封信的内容汇报给了周总理。

一切都是那么突然，也让一直以来以好脾气著称的周总理，当即大发脾气，摔掉了手上的茶杯，当即答应彭洁清要求，同意彻查此案，还姚桐斌同志一个公道。

第2天一大早，军方代表就让几名战士带着冰块，赶到姚桐斌同志家中，将遗体用冰块封存，随后便联系法医，安排时间进行医学鉴定，通过解剖进一步确定姚桐斌同志的真实死因，好尽快将凶手捉拿归案。

最终法医鉴定结果：正是由于钝器击打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导致的死亡。

由于当时条件有限，调查取证困难，只能暂时被搁置。

此后，彭洁清女士一边抚养孩子长大，一边继续写信申诉，这件事直到11年后的1978年，党中央正式受理彭洁清女士的信，重新启动对该案的调查，才最终被揭开谜底，将真凶抓获。

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

当年那两名手持钢管的歹徒：一个是七机部炊事员高某，另一个是新调来的电工于某，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15年。

就因为歹徒的疯狂和愚昧无知，我国痛失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但是即便将这俩无知之徒千刀万剐，那个影响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材料学专家姚桐斌，终究再也回不来了，如果他还活着，做出的贡献绝不止于此，毕竟当年他才46岁。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当天，七机部（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国务院原有组成部门，负责航天工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姚桐斌举行追悼会。就在与姚桐斌追悼大会同一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姚桐斌他们研制的“高温钎焊合金及高温钎焊工艺”获重大科技成果发明奖。

经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决定，追封姚桐斌同志为革命烈士。

1983年6月1日，彭洁清收到了民政部颁发的编号080040的姚桐斌《革命烈士证书》

因为在材料工艺研究领域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国家1985年特别授予姚桐斌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荣誉。由于姚桐斌做材料研究，很多都是预先研究，时至今日，他的很多研究成果依然还在被不断地用于现实，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99年9月18日，在“两弹一星功勋”颁奖典礼上，为，邓稼先、姚桐斌等在内的23位科学家颁布“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该奖章由99.9%足金制作，重量高达515克，相当于当年我国科学技术表彰大会的最高荣誉。

尽管这枚奖章价值极高，但是姚桐斌妻子彭洁清女士还是毫不犹豫将这枚奖章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希望能够感化更多人。

2000年9月15日，姚桐斌铜像落成典礼在703所隆重举行，钱学森为此题词：“鞠躬尽瘁为航天，德昭日月感后人。”

2

求学之路，异常艰辛

1922年，姚桐斌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户人家，除了哥哥，他排行老二，家中共有8个孩子，巨大的生活压力，也让这个家庭长期入不敷出，就靠着一间粮食小铺维持生计，微薄的收入，出了日常家庭开销，也只够支持姚桐斌读完小学。

毕竟在那个年代，也并非人们不重视教育，关键是，多一个人读书，就少一个有效劳动力，而且家中那么多孩子，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教育，那究竟让谁读又让谁不读呢？

按照原本的想法，父亲也决定，每个孩子基本上完小学就回家，所以毫无疑问，姚桐斌不得不面临辍学，但是他优异的成绩，让校长也觉得辍学有点可惜，屡次家访劝说，于是父亲终于勉强同意他读初中。

1934年8月，姚桐斌顺利进入无锡中学，但是很快，他也不得不面临家庭无法负担学费的现实，为了能够继续读书，姚桐斌就靠摆摊来凑学费，卖些火柴、香烟、袜子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同时还当当家庭教师，做做收发员，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他学习的热情。

按照父亲的想法，姚桐斌读完初中，就可以回家赚钱补贴家用了，但这个时候的姚桐斌，已经深深爱上了读书，坚持要继续读完，成功惹恼了父亲，完全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好在当时有大哥支持，才让姚桐斌得以继续读书。

1937年8月，带着之前辍学赚的收入，姚桐斌先后到上海成康中学，汇南中学进行学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上海和无锡也先后被攻占了。

日军强迫中国学生学习日文，规定学校内不准悬挂中国的地图，不得使用有“中华”字样的文字，并命令中国人见到日本国旗时及日本兵都要鞠躬敬礼等等。姚桐斌等热血青年不堪忍受这种侮辱，后来跟四个同学侥幸越过日军的封锁线，直到两年后才到了江西吉安县，考进了国立十三中的高中部。这一次姚桐斌不需再为学费及生活费担忧了，因为国立中学免费提供食宿，也不用缴学费，每年还有二套衣服。

1941年6月

国立十三中学毕业留念

第三排左起十二位为姚桐斌

经过一年半的苦读，1941年，姚桐斌高中毕业。考完试后有两个月的假期，为了能够提前凑足学费，姚桐斌丝毫不敢懈怠，依旧在衡阳铁路局修理厂当小工赚钱。入学考试成绩下来之后，姚桐斌取得了当年江西省高考状元，被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正大学、湘雅医科大学以及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等7所大学录取。

后来他选择了贵州平越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就读。他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和这个专业，正如他所说，是“志在开发中国资源，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思想。”

姚桐斌升大学四年级时，日军开始进攻贵州，学校准备搬迁到四川的重庆，由于没有足够的车辆，姚桐斌就和一些同学挑着行李，硬是靠两条腿翻山越岭，走走停停，吃尽了千辛万苦，三个月后才赶到了重庆的学校报到。

姚桐斌交大的毕业证书

1945年8月，作为第一名专业户的姚桐斌再一次地以全班总成绩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到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第二年，他参加了公费留学考试，而冶金学的名额只有两名，竞争十分激烈。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的录取通知书。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6月，姚桐斌启程赴英，10月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后期兼做实习指导员。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学习阶段，他的老师弗·康德西博士不仅是国际铸造协会副主席，也是该校终身教授，所以这也直接为将来姚桐斌的研究生之旅，提前奠定了坚实的师资基础。

英国伯明翰大学浓厚的学习氛围，深受姚桐斌喜欢，科研工作能够和工业生产紧密联系，让每一个学习的知识都能够深入到基本的工业生产之中。

尽管这里的留学生活，让姚桐斌倍感充实，但是学费的困扰依旧让他烦心不已，毕竟在国外不同于国内，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环境，姚桐斌的留学费用被迫终止，迫不得已的他，只能将2年的学费划分成4份，硬撑着完成了4年的留学生涯。住在犹太人家废弃的小阁楼，白开水就着面包充饥，是常有的事。

1951年，姚桐斌以《对于液态金属及合金的粘性与流性的研究》的论文通过答辩，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1952年1月，在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校冶金系继续深造，并兼做实习指导员。

1953年6月，以《对于液态金属在铸模中流动时的垂直运动研究》的论文获帝国学院文凭。

留学英国期间，姚桐斌曾对同事说道：“来到英国后，我感到祖国很贫穷落后，想多学一些科技知识奉献给祖国。”

他真心实意地爱着东方的祖国，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变化与发展，祖国的每一个进步，都使姚桐斌激动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姚桐斌欣喜万分，在钻研学术的同时也在满腔热情地为祖国奔走宣传，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宣传。因为对新中国的宣传，他被英国政府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姚桐斌在英国伦敦

庆祝中国国庆节会上

以至于后来还接到了伦敦警察的通知，要他在规定限期内离开英国，但是，不准回中国。

由于同情姚桐斌在英国的遭遇，再加之早就对姚桐斌有所耳闻的世界著名铸造学教授伊·皮沃斯基，借此机会，邀请姚桐斌前往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工作，就在亚亨工业大学期间，通过对金属液体理论的研究，也使得他成为该校知名专家，他的研究成果也被刊登在德国知名度较高的学术杂志《铸工》和《工业通讯》上，随后，他也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德国工厂实地考察，全面研究德国先进的制造冶金工艺。

至1956年，姚桐斌已在德国工作学习四年。同年9月姚桐斌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他是唯一一位在国外入党的科学家。

3

报国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如果要让新中国的骨头硬起来，就必须拥有原子弹和导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便在这种形势下成立了。

1957年中国决定开始研制导弹但这方面的科技人员也十分奇缺。姚桐斌得到消息后立即放弃德国给予的优厚待遇准备回来以报效祖国。但德国政府在得知他的身份后，不肯让他回国，并进行百般阻挠，直至在周总理的交涉下他才得以踏上故土，重返阔别11年的家园。

姚桐斌1957年回国前在德国留影

1957年9月姚桐斌一回国，聂荣臻元帅便通过国务院专家局，指名要姚桐斌到成立不久的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五院）工作，要求他负责组建五院的材料研究室（就是现在的航天材料与工艺研究所的前身），任命他为研究室主任。

他表示：“只要能把科研搞上去，我就是死了也心甘。”

当时的研究室只有一台老式显微镜，一台手摇机算机和12名大学生。姚桐斌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带领大家艰苦探索，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试制了新材料。

面对如此的艰苦条件，姚桐斌的外国朋友曾向姚桐斌发出邀请，邀请他到国外去。

姚桐斌回答说:“我回国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而是要把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的建设。我愿意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

1962年，703所成立也是中国唯一的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姚桐斌被任命为所长。

703研究所当时主要负责研究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研究。

如果没有航天材料，一切关于尖端武器的构想，都是纸上谈兵，而这些，恰恰是新中国最迫切需要的。

确定好研究方向之后，没有材料就现造，没有人才就现场培养，都不会的就大家一起学习，充分调动全国范围内资源，全面为火箭材料的生产工艺改进保驾护航，为了让每一个团队成员都能够跟上研究进度，姚桐斌所长凡事都亲自过问，认真把控好每一个细节。

由于当时的大学生，普遍英语水平不高，但是又不得不面临查阅英文文献资料的问题，于是姚桐斌就组织研究人员学习英语，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掌握西方国家先进的科技发展情况，为了补充火箭导弹制作方面的专业知识，姚桐斌工作之余，除了自己亲自授课讲学，还经常邀请国内冶金专家、两院院士前来讲课。

经过姚桐斌多年言传身教，呕心沥血的培养，也为中国航天材料工艺技术提供了无数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无论是大型实验还是小型实验，一个个成果，一项项数据，都是我国航天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

姚桐斌所长，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方法，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研究与学习》理论，受到了当时钱学森院长的高度好评。

起初，由于中苏关系尚可，其实很多方面还是有迹可循的，遇到不懂的问题，苏联老大哥也是有求必应，但是，自从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了支持国内建设的专家，我国工业水平薄弱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

火箭制作过程中，有一种技术制造难度极高的钎焊合金，一方面是出于保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我国工业水平有限，一直依赖从苏联进口，无奈之下只能自己进行研究，关键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但是这种材料一天不研制出来，发动机的研发任务就要推迟一天，形势迫在眉睫，而且当时国家下达的任务指令是1960年底必须研制成功。

一切重担都只能压在姚桐斌瘦弱的身躯之上，为了完成任务，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带着703所的研究员同事，夜以继日的攻克这个材料难题，果然在不懈努力下研制出钎焊合金，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焊接工艺还是存在问题，最终导致研制出来的钎焊合金质量不达标，面对火箭升空是3000多度的高温，零件一旦被烧坏就功亏一篑了，否定了之前的方案又重新改进工艺，经过40多天的研究，终于有了成果。

与此同时，工艺的改进，不仅降低了火箭发动机的高温伤害，还成功增加了火箭射程。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也使得姚桐斌坚持以火箭性能最优为原则，不仅是为了造火箭，而是为了造最好的火箭，成功利用强度更高而且更轻的钛合金气瓶，取代之前的钢气瓶，减少火箭自身负荷的同时增加了卫星载荷。

多年的研究经验，也让姚桐斌养成了走一步看三步的习惯，预先实验：“做到今天、准备明天、想到后天”也是他常说的口头禅。

正是由于他这样未雨绸缪的精神，许多在当时看来不必要的研究项目，后来经过权威专家证实，姚桐斌同志研究课题的80%，都已经被完全应用于各种型号的火箭导弹研究。

703所前前后后开展了500多个研究课题，80%都应用在了如今的火箭发射、卫星上天的事业上。几乎每一个课题，都填补了我国的空白。

4

婚姻家庭

姚桐斌1957年归国，这一年已经35岁，但在海外从事科研工作多年，他还没有成婚。一天，姚桐斌参加了一个留学生舞会，在舞会上他碰到了同样留学归国的彭洁清。

彭洁清比姚桐斌要小8岁，尽管她是出生于湖南岳阳一个小商贩家庭，但家里的父母都很开明，作为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彭洁清受到了父母更多的宠爱，培养他读书上学，1947年，彭洁清获得了美国圣弗朗西斯学院的录取和奖学金，成为了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与姚桐斌几乎一样的人生轨迹，彭洁清后来又在纽约大学攻读了社会学硕士的学位，并进入IBM工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彭洁清也选择了归国。

在这次舞会上，姚桐斌与彭洁清幸运的碰面。

姚桐斌后来称：我对她是一见钟情。

彭洁清也是如此，她回忆着与丈夫的第一次见面，那时的姚桐斌就是一个高高瘦瘦，气度儒雅的男生，他用西方的礼仪，邀请自己跳了一次舞，很快两个年轻人就顺利的走到了一起。

一天，姚桐斌约了彭洁清到北京一家西餐厅，一见面姚桐斌就开门见山。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也高于我们的爱情。”

“还有，我不能告诉你我从事什么工作，不能透露与我工作的任何事情。”

婚后的生活中，除了伴随着柴米油盐，还伴随着彭洁清对丈夫的不理解。

尽管彭洁清自己也是作为一个留学的高材生，但婚后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维持在家庭的柴米油盐上，那时姚桐斌被分配工作要早一些，彭洁清在家等待分配，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隔三差五就上门要求她去参加劳动，尽管彭洁清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家庭妇女，但居委会工作人员还是不允许她拉下这些工作。

彭洁清后来曾回忆起自己刚刚回国时候的场景：

“我们住在楼上的单间里，屋里仅有一个洗脸池子，厕所和浴室是公用的……那时，政府对主要日用生活品实行配给制，按月向居民发放粮票、油票、布票……像这样的条件，比起我们在国外的生活，用北京话说：“差老鼻子了”。但大家安之若素，我从未听见任何人抱怨一句。”

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是很简陋了，即便是像姚桐斌这样的科学家，家里的生活也时常捉襟见肘。

姚桐斌与彭洁清，后来有了三个孩子，家里孩子一多，开销自然也都多了起来。

一方面是吃的东西不够多，尤其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很多地方都闹了饥荒，为了给姚桐斌这样一类的科学家补充足够的营响，国家特别给予这些科学家特殊照顾，每人每月两斤猪肉、两斤鸡蛋、两斤白糖和两条烟。

即便是这样家里依然是不够吃的情况。

姚桐斌自己就常常把肉和蛋留给家里，彭洁清看着日渐消瘦的丈夫，也很是心疼，后来她把家里每月发的黄豆，分成几份煮熟，规定丈夫每天早上吃40颗，而三个孩子每人每天25颗，姚桐斌每次都说怕自己吃了消化不了，总是将分给自己的黄豆预留出来一些，一直到几年以后，姚桐斌才跟妻子说，是因为担心她吃不到，刻意给她多留的。

可即便是能多吃几粒黄豆，营养还是跟不上，彭洁清就因为营养不良，出现双腿浮肿的情况，后来去医院治疗，医生只嘱咐了两条：

“好好休息，加强营养。”

彭洁清哭笑不得：

“我连肚皮都填不饱，怎么谈得上营养？我们又哪里有办法搞到食品来加强营养？”

姚桐斌与妻子彭洁清

一次，彭洁清为了给丈夫和孩子们补充营养，特意与朋友走访了好几家农户，买来一只鸡，结果拿回家以后，姚桐斌非但不领情，反而还批评了妻子一顿，不该去买私人用品。

可没过几天的功夫，彭洁清就又犯了一个错，出门时不小心把钱包丢了，丢了钱包的彭洁清心里很着急，因为里面装的是家里一个月的粮票、油票，还有副食品证。

要说起来，以姚桐斌当时的家庭来看，只要他能够向上级主动说明，上级就会补发给他这些票证，但是姚桐斌坚持不肯，还要妻子写检讨，这下彭洁清不干了，她跑到姚桐斌上级那里“告状”：

“姚桐斌这个人实在没办法，前些日子，因为小孩身体弱，我到社员家买了一只鸡，他不但一口不吃，还批评了我一顿。我在香港的亲戚寄来一包裹奶粉等营养品，他硬是逼我退回去。今天，我丢了粮票，他又要我写检讨，我有什么过错？难道我愿意丢掉粮票不成？”

好说歹说，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作罢。

尽管总是面对丈夫的不近人情，但彭洁清始终没有怪罪丈夫，她能理解丈夫的不容易。

就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下，姚桐斌主持材料工程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

从1960年到1965年，姚桐斌领导的703所，开展了500多个研究课题，其中多达半数以上是预先研究，其中的研究成果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于今天火箭发射、卫星等事业之上。姚桐斌领导的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成功研制出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用钎焊结构取代了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要知道在姚桐斌以前，这种钎焊合金只能依赖于苏联进口。

不仅仅是在材料工艺的研究上，姚桐斌对于国家人才的培养，材料工艺研究实验室的建设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不仅仅是在国内研究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在国外也有较大的影响力。

1963年，姚桐斌出国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当时与会的都是世界各国在冶金领域的专家。

会议间隙，有英国、德国的经业专家问姚桐斌：“为什么当初舍弃我们所提供的，那些良好的科研条件和个人待遇而回中国去。”

姚桐斌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我是中国人，当年出国就是为了现在回国。现在中国还比较落后，但将来中国一定会强盛起来。”

姚桐斌的去世，对于我国航天材料工艺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由于缺少顶尖科学家带领团队进行研究，我国的航天材料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步履艰难的境地，七十年代初我国研发新型火箭，因材料技术不过关而陷入瓶颈，文革后，科研人员终于根据国外期刊的一篇法语论文，解决了发动机材料问题，而让他们感慨和落泪的是，论文作者赫然写着——姚桐斌！